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主动侵权意图情况下 ISP不对用户盗版行为承担责任 ​

在这起由索尼音乐娱乐公司等唱片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原告指控Cox明知其网络上存在通过点对点（P2P）方式进行音乐盗版的“惯犯”用户，却仍继续为其提供上网服务，从而对大规模侵权起到了实质性帮助作用。 陪审团曾据此作出10亿美元赔偿裁决，之后虽然该金额在程序中被推翻，但联邦上诉法院依然认定Cox构成“故意的间接侵权”。

最高法院此次否定了这一认定路径。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只有在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意图让其服务被用于侵权”，且该意图能够通过“诱导他人侵权”或“服务本身被专门设计或调整以适应侵权用途”来加以证明时，才可以成立间接侵权责任；单纯提供具有广泛正当用途的一般性网络接入服务，即便明知其中部分流量涉及侵权，也不足以构成版权侵权。

判决特别强调，Cox向居民和企业提供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具备‘实质性’或‘具有商业意义’的非侵权用途”，并非为侵权而“量身定制”的工具，这与此前被最高法院认为合法的录像机、以及被裁定为侵权工具的某些点对点文件分享软件之间的界限一脉相承。 在著名的1984年“贝塔录像机案”中，法院认定索尼销售家用录像机并不构成间接侵权，因为该设备具有大量合理使用场景；而在2005年的MGM诉Grokster案中，法院则认定相关P2P服务通过主动鼓励盗版、以侵权为核心商业模式，构成可责备的诱导行为。

本案裁决对运营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的企业具有立竿见影的政策后果。若最高法院采纳唱片公司的主张，主要宽带接入运营商将可能被迫采取更为激进的“重复侵权者”断网机制，以规避灾难性赔偿风险，从而在事实层面把骨干网和“最后一公里”接入网络变成版权执法的关键“关卡”。

数字权利倡导团体则更强调此次判决对普通用户互联网接入权的意义。公共利益组织Public Knowledge的高级政策顾问Meredith Rose表示，这一裁决“彻底终结了这样一种观点：由唱片公司等私人主体来决定用户是否应被剥夺上网，从而无法申请工作、支付账单或接受教育。”她将这一被否定的模式形容为“从根本上反民主”，并称本案是“对常识久违而应得的一次胜利”。

唱片业界则对结果表达了明显不满。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在声明中称，对最高法院撤销陪审团关于Cox在“压倒性证据”下仍被认定“明知且促成大规模版权侵权”的判决感到失望，认为运营商在明知盗版泛滥的情况下继续放任用户行为，实质上是在“协助窃盗”。

法院内部在如何理解《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所设定的“避风港”机制上也存在分歧。该机制为满足一定条件的服务提供者提供责任豁免，其中包括“在适当情形下”制定并合理执行终止重复侵权者服务的政策。 多数意见认为，避风港只是在本就存在的法律责任结构之外增加了一层防御盾牌，并不主动创设新的侵权责任类型。托马斯大法官在意见中指出，国会在立法时已明确表示，服务提供者即便不符合避风港条件，也不应因此被推定其行为本身即构成侵权；避风港失效并不意味着自动承担责任，而只是失去了一项额外的抗辩理由。

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与杰克逊大法官共同署名的协同意见中，一方面同意在本案既有事实基础上Cox不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却批评多数意见将间接责任过度收缩到“诱导”及“为侵权量身定制服务”这两种有限情形。 她认为，最高法院既有判例并未排除其他普通法上的次要责任路径，例如“帮助和教唆（aiding and abetting）”理论在版权领域的适用空间，而多数意见的表述有可能“拆解”国会在DMCA中通过避风港精心设计的激励结构，削弱ISP采取合理反盗版措施的动力。 尽管如此，索托马约尔仍在结论上同意Cox不构成责任，理由是唱片公司在本案中即便依据“帮助和教唆”标准，也未能证明Cox具有必要的特定侵权意图。

对网络架构师、平台运营者及其他技术领域参与者而言，这项裁决进一步澄清了次级版权责任的边界：只要所提供的是广泛有用、未被工程化或营销为盗版工具的一般性连接或通用服务，其面临的法律风险仍将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诱导行为和设计选择，而不会单纯因承载的流量规模巨大或其中夹杂侵权内容而被自动放大。 与此同时，法院一方面重申了“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这一源自贝塔录像机时代的核心测试标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为侵权量身定制”这一现代标签，为未来围绕云服务、内容分发网络以及介于基础设施、分发和应用层之间的各类新型网络服务的诉讼埋下伏笔：这些服务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通用工具”，又在何种情况下会被认定为“针对侵权而打造”，都可能成为今后司法争议的焦点。